中国古代有个法律传统，叫“亲亲相隐”。简单地说就是亲属之间，发现彼此有罪，应当互相隐瞒，不告发，并且案发后不作证。反之则要被论罪。

这一观念存在久远，目前最早可靠据的文字记录是春秋时期的《论语·子路》中，孔子曰：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”。

此后历朝历代均对这一原则有所发展完善，至唐朝，亲亲相隐原则有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，《唐律疏议·名例》卷六规定：“诸同居，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、外孙，若孙之妇、夫之兄弟及兄弟妻，有罪相为隐，部曲、奴婢为主隐，皆匆论。即漏露其事，及擿语消息，亦不坐。其小功以下相隐，减凡人三等。”不过，亲亲相隐原则也有例外：“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，此等三事，并不得相隐。故不用相隐之律。”

此后各朝各代的规定大体上与唐律相同，要求：1、亲属有罪相隐，不论罪或减刑；2、控告应相隐的亲属，要处刑；3、有两类罪为例外：一类是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等重罪，另一类是亲属间互相侵害罪。

除此之外，利用权力强迫血亲之间相互指证也是犯罪，相关官员要受刑。

当然，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另一对立方面的精神，即“大义灭亲”，但这要承担的后果是很重的。《大清律例》便规定：“子告父，若所告不实，即父无子所告之罪行，子当处绞刑；若所告属实，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，子亦须受杖一百、徒三年之罚。妻告夫，或告翁姑（夫之双亲），同子告父之情况处理。”

上述这些规定，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或许不可理解，难道一个社会里包庇罪犯还有道理了？

但事实上，这并不是中国古代独有的。西方法律思想家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指出：“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？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？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，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……”

目前，日本、韩国、德国、法国等国的《刑法》中均有类似“亲亲相隐”的规定，即亲属间拒绝指认罪证的权利。这些规定能有效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，防止司法专横伤害人们的感情。

现行的中国《刑法》中没有这方面的规定。《刑法》第310条“窝藏、包庇罪”规定，“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、财物，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”，要作为犯罪处理。这条规定没有例外。这样的绝对化规定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亲人之间的无信任和亲情淡漠在所难免。

事实上，从“文革”至今，人伦尽丧的悲剧已经足以说明太多问题。

日前，一个举国关注的大案中，又看到夫妻互咬，亲亲指证，甚为感慨，特草就几笔，以示纪录。愿国人警醒。